（2011年11月23日，香港中文大学祖尧堂） 

尊敬的沈祖尧校长，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首先，感谢香港中文大学盛情邀请。

　　这是我任中国驻英国大使近两年第9次到世界前百强大学作演讲，不过前8次都是在英国大学，这还是第一次在中国的世界前百强大学作演讲，而且第一次用中文。当我在英国著名大学的讲台上，我感到很自豪，我为是一名中国外交官、代表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今天，在中国、在香港的著名大学讲台上，我更加感到骄傲，我为中国、为香港能有这样的一流大学感到骄傲。

　　这也是我第一次到一个比我年龄小的大学。你们大多数人被称为“80后”或“90后”，照这个说法，香港中文大学是“60后”，建于1963年。因此，我要祝贺香港中文大学在建校不到50年里进入世界大学前50强。同时祝香港不仅保持国际经济金融中心地位，而且祝香港的大学不断提升其在世界级高等学府中的地位。

　　我从事外交工作近40年，大半时间在与美英等西方国家打交道，目睹了中西方关系几十年来的发展历程，也深感中西方关系仍处在一个信任与合作的十字路口。今天，来到香港，这个中西方文化交汇之地，来到香港中文大学，这座致力于“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的学术殿堂，我愿就中西方关系谈一点体会和思考。

　　中西方之间尽管交往历史很长，但真正的碰撞与交融只有从鸦片战争起到现在的一百多年时间。正是在这一百多年里，中西方关系可谓沧海桑田。

　　中西方关系的变化首先是中国地位的变化。过去中国受西方列强的任意宰割，国家被瓜分豆剖，“我为鱼肉、人为刀俎”。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东方之珠”离开了祖国的怀抱长达155年；上海租界林立，“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触目惊心。帝国主义列强把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

　　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就是清朝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也可算我的最早一位前任，但他出使的起因并不是因为中英建立了公使级外交关系，而是由于清廷与英国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条约。1875年初，英国驻华公使馆官员马嘉理在云南境内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后被打死。英政府一口咬定这是当地政府蓄谋所为，胁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规定中国赔偿白银20万两，开放宜昌等四个口岸，并要求清廷派钦差大臣赴英赔礼道歉。清政府不得不从，后来考虑既然派使臣赔礼，不如干脆让其留下常驻，这样可保留一点面子。结果，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就这样成了一位赔罪使臣。1877年初，当郭嵩焘准备向英国维多利亚女王递交国书时，才发现自己只带了清廷致女王的道歉信，而没有任命他的国书。英方坚持先递道歉信，以后再补国书。结果，中国第一位驻英使节向英王递交的“国书”却是一封丧失国格的道歉信。这就是一百多年前中国与西方的关系。

　　还有，过去的中国一直被西方称为“东亚病夫”，不仅是国家积贫积弱，人民身体也是羸弱不堪。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35岁，中国也从来没有获得过一块奥运会奖牌。

　　今天，中西方之间的不平等历史已经被彻底改写，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迅速提高。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二大贸易体，外汇储备高居世界第一。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和二十国集团的重要成员，在世界政治、安全、经济事务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今天，香港与澳门都已经回归祖国。这是我第二次访问香港，上一次是14年前参加历史性的香港交接仪式，见证五星红旗和紫荆旗同时在香港会展中心冉冉升起。

　　今天，“东亚病夫”的帽子早已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已经达到73岁，“十二五”规划更将这一目标提高到了74.5岁，接近西方国家76岁的水平；中国大陆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已覆盖超过12.5亿的人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医疗保障制度。中国成为了世界体育强国，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勇夺金牌总数第一。明年，第30届夏季奥运会将在伦敦举行，我相信中国运动员能够再次取得优异成绩，我到时也将在现场为他们加油助威。

　　中西方关系的另一个巨大变化是中西方交往与合作的变化。过去，中国在西方国家对外贸易投资中的比例无足轻重。今天，中国和美欧现在互为最主要的贸易投资伙伴。中国是欧盟第二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中国对西方国家的投资近年加速增长，特别是英国，非常看重和欢迎中国企业投资。按年度计，中国对英投资在英国投资来源国中已经排到第7位，在伦敦投资的企业数量已经居各国第三。

　　中西方人员往来和人文交流的频繁和密切亦是前所未有的。中英之间每天至少有13个直飞航班，中美之间每天有9000多人往返于太平洋两岸；中国在英国留学生数量有12万，在美国约有13万；孔子学院在英国有17所，在整个欧洲有120所，在美国也有70所。

　　在国际事务中，过去西方不认为中国有什么发言权，后来把中国看成一个地区性大国，今天西方越来越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全球性大国，许多全球性事务和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和支持，世界经济的繁荣和稳定也离不开中国的作用和贡献。因而，中西方在国际事务中的磋商与协调现在非常紧密。

　　一百多年来中西方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中国要发展，离不开与世界的良性互动，这也包括离不开与西方国家关系交流与合作。我们高度重视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将其置于中国外交全局中重要位置。因为一个良好的中西方关系，不仅造福中国与西方国家人民，而且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繁荣至关重要。近年来，我们与欧盟，包括英国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我们也与美国共同致力于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

　　当然，中西方关系的发展并不稳定，分歧、矛盾时起时伏。青年同学们从媒体报道中可能都会感受到这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认为，主要是有两大原因：

　　一个主因是西方的心态问题。西方自从与中国交往以来，长期面对的是一个弱势的中国，形成了居高临下的思维惯性，如今中国强大了，西方要重新摆正自己的位置，一时很难适应，担忧和焦虑感上升。他们的逻辑就是“国强必霸”，他们担心中国会与他们争夺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权，要与他们在世界范围内争夺资源和能源。

　　近几年，大家可以看到西方先后推出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比如中国“军事威胁论”、“经济威胁论”、“能源威胁论”、“环境威胁论”、“文化威胁论”等，今年的一个突出论调是中国“网络威胁论”，无端指责中国发动网络攻击、搞网络间谍。西方也对中国与非洲发展正常的经贸合作感到紧张，抛出所谓的“新殖民主义论”。

　　“中国威胁论”耸人听闻，不攻自破，西方又提出“中国责任论”，给中国戴不切实际的高帽，如“G2”、“CHIMERICA”等，要求中国在世界经济、气候变化、国际发展等问题上承担超出自身能力的责任。这正如鲁迅先生当年提醒国人的，世上既有“棒杀”，也有“捧杀”。

　　中西方产生问题的另一个主因是西方不能正确对待中西方的“不同”。中西方制度不同，这是客观事实，是由各国的历史和国情决定的，本身无可厚非。但西方有种“模式优越论”，只认为西方的制度是先进的、放之四海而皆准，只认为西方的“三权分立”、“一人一票”才是民主。

　　西方总是以自己的标准衡量别人，总想把自己的一套强行推销给别人，因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看不到中国的经济、政治全面改革开放，看不到中国人权事业的进步，看不到中国社会的多元及富有活力。我曾经与英国人说，中国人推崇孔子的话：“三人行，必有我师”，但是，你们信奉的却是：“三人行，我必为师”。西方对自身弊病也长期疏于检讨，直到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暴发并持续演变，西方才认识到自己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中存在的种种缺陷。

　　如何处理好中西方关系之间的问题，我认为关键是三条：

　　第一，积极看待中国的发展，减少不必要的担忧。

　　西方还是有一些有识之士能够正确看待中国的发展。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多年以前就曾提出：“中国的发展是机遇，而不是威胁。”的确，中国的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没有侵略别人一寸领土，中国在海外除了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外，没有派出一兵一卒。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近年一直保持在20%以上。中国出口的物优价廉的产品满足了世界各地消费者的需求，减缓了当地的通货膨胀。中国过去十年平均每年进口价值6870亿美元的商品，为相关国家和地区创造了1400多万个就业岗位；今后五年，中国有望进口超过8万亿美元的商品。

　　前几年，西方出了一本很有影响的书《当中国统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最近又出现了一本书《生活在中国经济统治的阴影下》（ 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有人给这本书取了个别名——《当人民币统治世界》(When Renminbi Rules the World)。类似的文章及书籍很多，也很吸引眼球，但是这些观点都夸大其辞了，都在以己度人。中国统治不了世界，中国也没有想过要统治世界。正如邓小平先生所说，中国永远不争霸、永远不称霸。中国只想走好自己的路，管好自己的事，无意也没有兴趣去输出所谓“中国模式”。西方对中国的担心更多是对自己缺乏信心。

　　第二，加强民众间交流与沟通，增强对中国的了解。

　　有一些英国普通民众曾当面告诉我，他们最近去了中国，但发现中国与他们从英国报纸、电视中得到的印象完全不一样，好像来到了另一个国家。中国完全不是西方媒体说的中国经济快要崩溃，社会封闭专制，民众“怨声载道”，而是中国经济很有活力，社会非常开放，人民生活幸福，对未来充满希望。但是，来过中国的人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还不了解中国。只有增强人员往来与交流，更多西方民众才会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现代的中国、进步的中国。

　　当然，了解中国也不能光到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否则就会以为中国的城市都像上海，中国的农村都如同江浙地区，中国已是发达国家了。我经常与英国人讲，中国的区域和城乡差别还很大，西部地区还很贫穷落后，并经常举我曾经工作过的甘肃省为例，那里一些偏远地方老百姓饮用水都很困难，有些农村中小学学生从来就没有用过电脑、上过网。我还告诉他们，中国目前人均GDP只有4000美元左右，仅相当于英国的十分之一；按照每人每天1美元收入的联合国标准，中国仍有1.5亿贫困人口，相当于英国人口2.5倍；中国消耗了全球46％的钢铁、16％的能源、52％的水泥，但仅创造了全球8％左右的GDP，这就是中国的国情，中国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发展中国家。

　　第三．妥善处理分歧，相互尊重，求同存异。

　　实际上，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别国是很难照学照搬的，很多发展中国家也采用西方的多党议会制，但并不成功，经济没有发展，社会长期动荡。因此，复制社会制度并不是像在电脑上复制一个文件这么简单，只需“拷贝”（COPY）和“粘贴”（PASTE），举手之劳就能搞定。它的复杂性在于要把你的文件拷到我的电脑上，但是你的电脑用的是微软WINDOWS7系统，而我用的是苹果MAC OS X系统，两个系统并不兼容。

　　上个月，“苹果之父”乔布斯走完了其传奇一生。许多人在怀念和评价乔布斯时都用了“伟大”一词，我认为，他的伟大既在于不断创新，推陈出新，也在于不断坚持，坚信自己的产品是最好的、最受“苹果迷”欢迎的。正因为如此，尽管苹果与微软是两个系统，但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各自不断推出最新版本，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今天的中西方难道不也需要这样吗？

　　要构建更加广阔的中西方关系，我认为需要解放思想，开拓思维，既要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也要结合当今的时代潮流；既要吸取人类文明发展的经验教训，也要借鉴中国自身传统思想文化精髓。

　　今年9月，中国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这既是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构想，也是中国在新时期对中西方关系的建设性探索。概括起来，我认为新型的中西方关系具有三个基本要素：

　　一是和平发展。今天的“和平发展”的含义不仅仅是放弃诉诸战争和武力，通过对话与谈判解决争端，也包括中西方彻底抛弃“冷战思维”这一陈旧观念，实现和平共存、和平共处、和平共富、和平共强。

　　中国致力于维护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国际体系的建设者和贡献者。中国不会重复西方国家“国强必霸”的老路，因为中国文化崇尚“以和为贵”，没有侵略扩张的基因；中国在近代历史上饱受外来侵略之苦，深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三十年前就认识到，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两大主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是两大趋势，不可逆转。因此，中国完全有信心走出所谓“大国兴衰”的“历史循环”，打破“国强必霸”的“历史经验”，与西方实现和平发展。

　　第二个要素是合作发展。国与国之间存在分歧和矛盾是正常的，中西方之间也不例外。但这些分歧和矛盾不应成为我们发展关系的障碍。中西方关系的发展并不是一个“零和游戏”，我们可以在良性竞争中不断寻找合作机会，拓展合作领域，扩大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

　　1776年，苏格兰人亚当·斯密发表了一本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也就是《国富论》，从而开创了西方经济学的先河。在书中，他认为，人尽管都是自私自利的，只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感兴趣，但是，很多时候，“经过一双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借由追求他个人的利益，往往也使他更为有效地促进了这个社会的利益”，换言之，只有合作才能扩大个人利益，实现共同利益。

　　“看不见的手”的引导，这是无意识的被动行为。在今天相互依存、利益交融的世界，中国是有意识地主动寻求与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国家实现互利共赢。我们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努力实现与他国发展的良性互动，建立和发展不同形式的合作关系，将共同的利益蛋糕做大和共享，从而实现共同繁荣。在危机出现时，我们也是强调“同舟共济”，共度难关、共迎挑战。

　　第三个要素是和谐发展。中西方之间怎么样才算和谐，“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思想不是和谐，“井水不犯河水”的江湖规则也不是和谐。我认为，和谐就是孔子说的“和而不同”，就是联合国宪章里写明的“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就是胡锦涛主席曾指出的“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东西方应该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应该相互包容、求同存异，应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概括起来，要构建新型的中西方关系，我认为，和平发展是条件，合作发展是动力，和谐发展是保障，这三者缺一不可。

　　中国有句古语：“知之非艰，行之惟艰”， 构建新型的中西方关系“知易行难”。这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双方树立共同战略目标，长期保持耐心，持之以恒，行之以渐。

　　构建新型的中西方关系，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历史经验可循，也没有现成的理论依据参考，只有靠中西方的这一代人和未来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共同去努力创造。这是我们的责任，更是你们的责任！

　　老师们、同学们，

　　去年初，我刚到伦敦，就有缘与贵校前校长高锟先生相见，那是英国皇家工程院为他荣获诺贝尔物理奖举行的庆祝酒会，我当面向他表示了祝贺，并祝愿他安享晚年。高锟先生是香港中文大学师生的榜样，是中国人的楷模。半个多世纪前，高锟先生年少时从香港赴英国留学，轮船在海上足足航行了30天；而今天，国泰航空公司的班机只需要13个小时；如果使用高锟先生发明的光纤通讯技术，香港到伦敦现在最快只需176毫秒即能实现信息传送。

　　我们的世界变小了，中国和西方曾经相距万里，今天已经近在咫尺、触手可及。那就让中国和西方都伸出双手，握在一起，真正成为合作的伙伴、坦诚的朋友，共同构建新型的中西方关系。

　　谢谢！